【鲁南网】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作用机理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日新月异，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质生产力作为先端科技与创新生产要素重组而诞生的生产力新形态,正渐显其作为推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快速重塑、利益格局的根本变革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催生了对社会治理的新考验、新任务与新挑战。旧有的治理模式已难以契合新发展阶段的诉求以及全面应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需求复杂性，故此，亟需通过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破解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局限性的难题。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对社会治理现代化赋能的内在机理，对于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和谐协调，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具有无可估量的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

　　一、新质生产力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新质生产力蕴含着巨大的变革力量，是撬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新支点、新引擎。从更高远的视野审视，新质生产力绝非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变量。它在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也必然引致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变迁，进而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产生全方位影响。其中，推进社会治理领域的革故鼎新，是新质生产力作用于社会运行各环节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社会治理现代化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而新质生产力又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不竭动力。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本质上看，新质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引致社会治理模式的调适。生产力的演进，根本上引发生产关系及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体现了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学的核心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式下，我们认识到作为社会前行原动力的生产力的本质及其扩张直接铸就了生产关系的框架，并进一步塑形上层建筑的轮廓，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超构建间的互动，揭示了一种相互依存与动态张力，而生产力的阶段性提升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关系反向作用于着政治架构、法规体系、道德准绳与文化景观的演变。

　　生产力演进对于生产关系及其衍生的上层建筑体系具有根本性重塑效应，并催化社会治理模态的革新性转型。生产力的阶段性进展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呈现不可分割的内聚性。生产力的每次质变，促成生产关系的适应性重塑，以应对生产力发展的新需求。这一过程中，旧生产关系的惯性与新生产关系的萌芽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透过历史的透镜，不难发现现代及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无不烙下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时代印记，每一次工业及信息革命等关键节点都对社会结构重塑的根本影响。此类变迁彰显了生产力的每次突破性进步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调整与上层建筑的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引领了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兴起，也促成了新兴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的形成，同时解构了既定的社会结构与分配模式，致使社会矛盾呈现出更为多元化与复杂化的趋势。

　　在新时代背景下，革新生产力不仅推动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结构、分配机制、组织方式等生产关系要素的深刻重塑，亦必然促进社会治理理念、策略及实践方式的革新。社会治理模式的革新，是生产力演进对社会全貌影响的直接反映。这种变革的动力，植根于革新生产力本质的内在规律。新质生产力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两者紧密交织与相互影响并非偶然，而是两个时代发展命题的必然交汇，它们不仅各自蕴含独立而复杂的内在发展逻辑，而且通过相互作用与依存，共同塑造了一个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发展格局。

　　其二，从作用方向看，新质生产力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物质技术支撑。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对人力、物力、财力、组织等要素投入有着巨大需求。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夯实了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物质基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中信息不对称、条块分割等顽瘴痼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让海量的社会数据信息可视可管可用，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工具。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倒逼教育体制变革，需要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视野开阔、善于学习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这些人才深谙现代科技、通晓国情民意，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生力军。由此可见，没有新质生产力的持续进步和广泛应用，社会治理现代化就缺乏根本支撑。

　　其三，从实现路径看，社会治理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营造优质生态。社会治理水平高低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环境，关系发展动力能否充分释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是新质生产力生成和发展的"沃土"。相反，社会失范、秩序紊乱，权力寻租、腐败横行，必然严重损害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致使新质生产力难以萌芽成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将其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中谋划推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这些举措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推动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为新质生产力集聚释放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可以说，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越高，新质生产力的土壤就越肥沃，其生命力就越旺盛。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发展阶段，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迫切要求，也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选择。依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从塑造新型社会结构、激活社会治理内生动力、重塑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等维度，可以勾勒出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图景。

　　(一)新“质”动能激活新“参”变量

　　随着社会结构调整，各类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原有的社会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将视角聚焦到新质生产力上就会发现，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运用，政务数据、企业数据、社会数据的海量聚集，使得传统的"信息孤岛"逐步实现互联互通，极大赋能了基层自治、民主协商、社会参与。比如，充分利用互联网搭建线上议事平台，打通干群互动"最后一公里"，畅通社情民意表达渠道;运用可视化、大屏等数字化手段，及时发布各类惠民政策和公共数据，提高政府决策透明度;依托数字化网格系统，实现社区事务、公共服务、应急管理的精准推送和高效协同，让基层治理更加智能精准。可见，在新质生产力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内生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科技进步所催生的发展机遇。顺应这一趋势，必须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只有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社会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才能不断扩大，从"1+1"到"2"，再到"11"，产生"正相关效应"。这就需要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推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多元共治格局加快构建。

　　(二)新“质”变重塑治理新“形”变

　　社会结构是社会关系的网络化表征，反映社会资源配置、权力分布和利益格局，制约着社会系统的运行绩效。传统的社会结构具有金字塔型、类单位制特征，纵向壁垒森严，横向联系稀疏，信息不对称，资源错配，资源流动性差，个体对组织的依附性强，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与创新驱动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数字经济异军突起，推动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加速跨界流动，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重构，扁平化成为社会分工格局的新趋势。平台经济的兴起，改变了企业组织方式，员工身份流动增强，不再对企业形成路径依赖。共享经济打破产权界限，闲置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中，原有的行政主导逐步让位于协商民主，各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二是横向打破界限，网络成为联结各行为主体的新纽带。数字技术将分散的个体连接起来，去中心化特征日益明显，群体性事件多发。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的联动日益频繁，网状型、链式型社会关系成为主流。边界模糊成为社会结构的新特点。纵向扁平化、横向一体化的新型社会结构，进一步释放了社会活力，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插上腾飞之翼。但同时也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亟需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方式，正确引导社会结构变革所蕴含的制度性创新。

　　(三)新“质”飞跃推动新“治”局面

　　随着社会利益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各类社会矛盾交织叠加，维护社会稳定面临诸多新情况新挑战。传统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就事论事，显然缺乏整体观念，效果难以令人满意。而新质生产力的变革性力量，为系统重塑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一方面，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持续动力和雄厚物质技术支撑。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包容性，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优化社会治理流程，提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新质生产力大发展必然伴生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机会不均、地区失衡等问题更加突出。同时，利益诉求"碎片化"，群体性事件频发。单靠"头疼医头"式的被动应对、简单化管控，只会加剧社会矛盾，难以从根本上化解风险隐患。必须主动作为、未雨绸缪，创新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诉求转化机制，最大限度把各方面利益统一起来。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提升城乡社区治理能力。总之，必须适应新质生产力变革大趋势，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开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局面。

　　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这对范畴，绝非泾渭分明、毫无关联。恰恰相反，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角审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质生产力塑造新型社会结构，倒逼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这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决定的。而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又关乎新质生产力能否茁壮成长。两者相互交织、彼此促进。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立足我国国情，着眼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善治图强中培育发展新动能，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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