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101岁“蚂蚁教授”与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他曾被人亲切地称为“蚂蚁教授”，喜欢在家里沿着门撒一些面包屑，将很多蚂蚁都引到家里来；

他是中国五倍子开发和利用的主要奠基人；

他因在昆虫学科研及教学上做出的突出贡献，在2017年10月的“中国昆虫学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2017年学术年会”上，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他更是浙大的老学长，与浙江大学结缘80多年，亲历“文军长征”，也是几十年后这段历史的启封者；

百年人生中，他埋首研究，潜心教育，见证浙大筚路蓝缕的办学史。他就是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的唐觉教授。

唐觉，中国近现代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1917年出生于江苏，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任教于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曾任中国昆虫学会理事，浙江省昆虫植病学会副理事长，省白蚁防治协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他长期致力于昆虫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五倍子、仓库害虫、种子害虫、白蚁和蚂蚁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显著成绩，一生著有学术科研论文、著作、译著和译文，总数过百。尤其对我国植物检疫、五倍子生产、城市昆虫学和蚁科分类学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是中国五倍子开发和利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从湄潭走出的浙大老学长他亲启浙大“文军长征”故事

1982年，唐觉仍在浙江农业大学教学科研一线，那年他出差到贵阳，借此机会重访对他来说一生中十分重要的故地----湄潭。“当时接待我的是湄潭时任副县长洪星，很可惜，当时当地政府对那段历史完全不清楚。”唐觉口中的那段历史便是被称为“文军长征”的浙大西迁湄潭办学史。

一位浙江农业大学的教授为何会惦念浙大西迁湄潭的历史？回溯过往我们知道，当时的浙江农业大学与浙江大学其实同根同源。在1952年的全国性大学院系调整中，浙大农学院从浙江大学分出，单独成立浙江农学院，1960年重组为浙江农业大学。唐觉身在其中，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浙大老学长。1937年9月13日，20岁的唐觉来到浙江大学报到，他以第一志愿考入农学院病虫害系。8天后的1937年9月21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两个多月后，战事日渐紧张。当时的浙大农学院跟随浙江大学西迁，从西天目山，到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等地，都留下了师生们的足迹。1939年底，浙大第四次迁移，到达贵州云贵高原深处的小城遵义、湄潭及下属的永兴，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办学之路。唐觉的专业所在也从这时开始。因抗日战争开始，学生疏散较多，昆虫组无学生，受当时的系主任陈鸿逵引导，唐觉转入昆虫组。勤奋好学的唐觉，成绩一直很优异，于1941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病虫害系昆虫组，获农学士学位，留校任教。他所在的浙大农学院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仅保存了原有的实力和水平，且在战乱中奇迹般崛起与发展，受到海内外普遍赞誉。

抗战胜利后，浙大师生于1946年结束西迁回到杭州。这段有着“文军长征”之称的西迁之路，曾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为外人所知。正是唐觉，在浙大回归36年后的1982年秋天，重新开启了那段波澜壮阔的记忆。后来，在洪星、浙江大学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1990年，湄潭“浙大西迁文化历史陈列馆”建成对外开放。浙大“文军长征”的故事，才为外界所熟知。

人们口中的“蚂蚁教授” 他将一生交给科学研究

如果将唐觉的科学研究放入一个时间轴，你会发现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无论是跟从浙大西迁至湄潭还是经历过院系调整，他对科研的追求从未停止， “求是”精神的血脉一直在他身上被传承着。

人们曾亲切地称他为“蚂蚁教授”。到底对蚂蚁痴迷到何种程度？他会特意在家里撒一些面包屑吸引蚂蚁；会从1994年开始每天口服一到两克蚂蚁，以试验蚂蚁对人体的作用。

而让他得到“蚂蚁教授”这一称呼的则是一个传奇故事。1983年11月，日商指控北京大华衬衫总厂出口日本的衬衫纸盒中夹有活蚂蚁，出现贸易纠纷。大华衬衫总厂请求蚂蚁研究专家唐觉帮助，他与助手仅花了三天时间就提供了衬衫中的伊氏臭蚁并不生长在中国北方，商品包装中的蚂蚁只能是在日本进入的依据，挽回了国家及企业的信誉。同年，他配制的特效“灭蚁净”为杭州华侨饭店和中药二厂解决了蚁害，“灭蚁净”获省科技成果奖。

迅速“破案”的背后是唐觉多年研究蚂蚁积累下来的功底。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开始了蚂蚁研究。唐觉不仅收集有关蚂蚁的专著，而且凡有出差机会，逢站就下车采集，积累了大量的标本。上世纪70年代，他帮助中科院鉴定了青藏高原昆虫考察的蚁科标本。1979年，蚁科被正式列入中科院动物所计划，唐觉开展了蚁科分类区系的研究，填补了国内研究空白。他主持成立了蚁科研究小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完成中国经济昆虫志蚁科第一分册，该册记载了120余种蚂蚁。

此外，唐觉也是中国五倍子开发和利用的主要奠基人。在浙大湄潭时期，唐觉就开始了对五倍子的研究。在贵州湄潭深入山区整年调查五倍子生长情况，定点观察采集。在过去一百多年的研究中，中国只发现了两种五倍子，可在短短几年里，唐觉和其导师将这一数字扩大到了九种。这是中国五倍子蚜虫分类上的一个突破，论文-----《湄潭五倍子的分类》刊于英国伦敦皇家昆虫学会会刊。“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关于昆虫研究的文章在英国的杂志上一共只刊登过两篇，这是其中一篇”，这篇论文，让唐觉很光荣。

1959年，国家科委把五倍子繁殖增产问题列入科研项目，由唐觉负责。又是一次深山实地调查，他亲自去浙江仙居山区蹲点调查研究。那时候交通并不发达，唐觉每次天没亮就要出发去仙居。从武林门坐八小时的长途汽车到临海，次日从临海坐车到仙居，到了仙居的林场再继续爬山，每次往返至少一周。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仍坚持工作，与蛇蚁蚊虫为伴，风雨无阻，三日两天爬山到700米和1 000米的点上调查，为我国五倍子的研究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结缘浙大80多年他与浙大农业学科有着不解情缘

1998年9月，由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成的新浙江大学成立，四强合一，开始了浙大发展新时代。去年，学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A类高校，18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认定学科，居全国高校第三。取得这些成绩，少不了老一代浙大人和新一代浙大人的共同努力。而唐觉不仅作为老一代浙大人贡献自己的一生，在与浙大结缘的80多年时间里，他还是浙江大学农业学科蓬勃发展的实践者和见证人，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

1936年11月，浙江大学农学院正式建立病虫害系，后改称为植物病虫害系，第二年，唐觉以第一志愿考入此系。在湄潭求学期间，他师从我国早期昆虫学家、教育家、浙江大学西迁时期即复校时期的农学院院长、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蔡邦华院士。毕业后因学习成绩优秀，唐觉被推荐留校任教。身为人师，对于“如何传授知识”，他像学生一样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

唐觉先后学习了英、德、法、俄、世界语、拉丁语、日及意大利8种外语，得以开阔视野。因此，他能够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出普通昆虫学、外系昆虫学（园艺系、蚕桑系）、昆虫形态学、专业英语、实验昆虫学讨论和昆虫论文等15门课程。

为将课程讲得深入浅出，唐觉在湄潭时期担任助教时，便认真学习蔡邦华的教学艺术，以及贝时璋边画边讲的讲解技巧。随后，他把这些特点结合起来，在讲授普通昆虫学时，把枯燥而难以记忆的昆虫外部形态名称及繁琐的解剖生理，讲得生动活泼，受到同学的赞誉，以致毕业几十年后的老同学仍感记忆犹新。

本科毕业后四年，唐觉即晋升为讲师。1952年，他被华东高教局批准为副教授，历任浙江大学、浙江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昆虫学副教授。1978年4月唐觉任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昆虫学教授。在从教的50多年时间里，唐觉一直以工作为重，多次放弃外出进修学习的机会。从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开始，他先后培养了9名硕士生，3名博士生和一大批本科生，是浙大昆虫学博士点的开创者。

“在昆虫学界，老先生是国内目前最高寿的，当年浙大昆虫学博士点是国内最早的昆虫学博士点之一，是老先生一手申报创建的”，在唐觉的研究生弟子、浙大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昆虫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导张传溪的眼里，唐觉为带学生付出很多。原本定于1990年退休的唐觉，为了将自己的博士生带到毕业，接受了学校的返聘，直至学生毕业。如今，他的学生分布在国内外各大高校与企业，继续为昆虫研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