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总书记的这些话掷地有声：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师是人类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而在浙江大学121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有这样一位灿若星辰的浙大人：
他曾在困顿的中国，仅用三个月完成《工业心理学概观》一书，开垦工业心理学的“半荒区”；
他曾在抗战的炮火中，随浙大西迁，尽全力推进心理学教学和科研发展；
他曾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坚持以耄耋之年投身教育，给四校合并后的心理与行为科学系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见证了中国心理科学由弱变强、走向世界的发展历程；
也见证了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前后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变革发展；
他这样评价自己：“我生平也做过一些后悔的事，但对教书育人我从不后悔。”
而在他百年弥留之际，他想到的仍是心理学的工作，没有提到一句有关身后家中安排，或是给子女的遗言……他就是陈立，中国工业心理学创始人，心理学一代宗师，杭州大学校长，杭州大学心理学系创建者。
1930 年，陈立参加湖北省公费出国留学考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推荐到英国伦敦大学著名心理学家C.E.斯皮尔曼（Spearman）教授门下攻读心理学。巨大的社会发展差异让陈立认识到，工业的落后阻碍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开展工业心理学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急迫。
在英国，成绩优秀的陈立仅用一年便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进入了实验研究阶段。他在学习智力测验和因素分析方法领域的研究，让他获得了英国、德国等多位著名心理学大师的重视。1934年，陈立来到德国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在格式塔心理学大师Ｗ．苛勒（Kohler）的指导下开展“个体声调高低的差异”研究。时值德国国内纳粹猖獗，陈立毅然舍弃尚有两年的博士后公费资助，决心回国，用自己所学来报效祖国。
1934年11月，陈立回国后，找到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想在该研究所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当时，心理研究所正在从上海搬往南京，陈立便在上海租了一间公寓开始写书，孑然一身，既无图书参考，也无助手帮忙，埋头3个月，写成《工业心理学概观》一书，详细叙述了心理学干预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显著成效。
他在书的末尾，充满信心地号召国人：“中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是瞠乎后人极远，如今得迎头赶上。在这产业第二次革命（机械工业的人化）正是我们赶上人家的机会。……所以工业心理学所希望于国人者甚大。希望整个的产业界都加入这产业的大革命中以确立我国工业化的基础。”
1935年，《工业心理概观》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工业心理学专著。他的博士论文《在感觉阈限上和智力活动中的起伏》以及《一套智力测验在不同教育水平的因素研究》，是在中国最早采用因素分析方法研究的代表作。
这些著作和学术成果，填补了我国工业心理学研究的空白，积贫积弱的中国，迎来了工业心理学研究的一缕曙光。
多了一道教书育人的温暖身影
1939年，陈立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到浙江大学教育系任心理学教授。时值浙大举校西迁、流亡办学，陈立跟随学校举家西迁，最后到达贵州遵义。而这看似一次稀松平常的岗位调动，却谱写了先生与浙大的三代情缘。
“一所真正的大学不仅在于积累和传授知识，还必须紧密结合实验研究，成为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的发源地。”抱着这样的想法，每到西迁中的新地方，陈立都会力争一小块地方安置仪器并安排同学们的教学实验。
在心理学的实验中，需要有控制条件的隔离环境，也需要较多的房屋安放仪器设备，但遵义地处偏僻，没有电力供给，人力和物资都极端匮乏。旧的实验仪器用具日益消耗损坏，十分简单的仪器也没有工厂可以承修，一台旧的手摇计算机要整整修理两年才能勉强使用，从国外购置新的仪器更是希望渺茫。
这些状况大大增加了实验的困难，耽误了实验的进程。人力与物资的双重缺乏使得心理学的测量统计和计算有如蜗牛爬行，陈立及其助手要在计算和誊写数目上花费穷年累月的时间。
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陈立仍然取得了卓越的科研成果，在国外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心理学论文。1944年，他在《科学与技术》杂志上发表了《我国科学技术不发达之原因心理分析》一文，大声疾呼国人奋起努力，尽快改变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这是关于“李约瑟难题”很有影响的论述，一直以来被学术界广泛引用。
西迁路上，陈立还和苏步青、蒋堡等教授一边教书，一边组织浙大师生去中学和农村作科普实验演示和宣传，在遵义等地墙头出科普墙报，声援抗日救亡活动。由于陈立总喜欢自己掏腰包编印资料、创办壁报、散发传单，他这个普通的举动还引起过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当时贵州息峰集中营的一个头目，就曾当着竺可桢校长的面质疑陈立，还特地叮嘱学校，要特别注意他。
“虽然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八年抗战，但我对心理学的执着研究却始终没有中断过。我一生是个科普积极分子，从‘五四’时期起直至今天。”陈立曾这样表示。
同根同源四校合并 耄耋之年仍志在千里
1952年，全国迎来高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原文、理、农、医、法等学院和系科相继被调整到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与此同时，许多非常有才华的教师也调离浙大。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立留在了后来的杭州大学。1980年9月，陈立创办杭州大学心理学系，揭开了我国工业心理学人才培养的篇章，也使杭大心理系成为全国首批开办的心理系之一。教学、科研、实践，使人才培养终于走上了正轨。
但要在国内经济危难、人才青黄不接之时大力发展教育，过程的艰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1978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潘菽就曾在给陈立的信中安慰他说：“经济顾不到，未必是不支持。”又说，“研究心理学人才，暂时贵精不贵多……招生要严格，训练要严格些。你那里人力缺乏，可以少招一些。”
为了培养出更多的专业人才，已过耄耋之年陈立亲自开设课程，制定培养计划、教学方案以及课程大纲，因为他始终认为，“只有科研上去了，大学教育才能真正把‘工具’交给学生。”担任杭州大学校长期间，他还重点整顿图书馆、实验室，甚至利用食堂，在食堂一角放置书柜、陈列参考用书，方便同学们学习。
1988年，杭州大学心理系工业心理学专业被原国家教委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属首批国家重点学科之一。在我国心理学领域，该学科也是首批硕士和博士点，并建有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工业心理学国家专业实验室。
1998年，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和原浙江大学合并组建成为新浙江大学。为了不希望四校合并后管理心理学面临衰落的危机，陈立向时任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提出重新带博士生，而这一带，就带到了98岁：不做名誉导师，而是亲自进行指导，多方为学生查找参考书，制定研究计划，联系调研工厂，有时一忙就是几小时……
他的笔记本，记录着他对四校合并后新浙大的希望：希望浙大不要成为衙门；在学术活动中，一定要强调民主，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要创造条件，培养人才，知人善用；大学要有名教授，才能吸引好学生，才能出人才、出成果；要让学生直接参与学校管理……
陈立留给浙江大学的宝贵财富，不局限于在工业心理学的贡献。他在1943年发表的文章《大学与大学生》中提出的“全人教育”（即“整个人的教育”，是顾及并协调个体身心各方面的教育，使之得到和谐的发展，成为健康的人）影响至今。
自2002年起，经学科目录更改，工业心理学更名为应用心理学，并先后两次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三十年来，在以陈立为榜样的专业老师的带领下，该专业已经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工业心理学人才。如今，浙江大学正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领导者。
“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弥留之际，陈立仍不知疲倦地关注心理学的最新文献，请弟子给他查找最新的资料。他听到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教授马剑虹的声音，说“马剑虹是来向我汇报心理系工作的”——这成为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
2004年3月，陈立与世长辞，享年103岁。他的墓志铭这样写道：开宗创派巍巍门墙，哲人耆颐家国之祥。世传硕德多士雁行，众山环仰永葆其昌。
（内容节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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